王林早年积极要求抗日，是海鸥剧社的领导和组织者，与同为社员的崔嵬相交相知。后参加“一二九”运动，亲身经历西安事变，1937年任冀中文协主任、火线剧社社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、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，著有长篇小说《腹地》《幽僻的陈庄》等。
王林和崔嵬相知相交的半个世纪中，有三个历史节点：一是上世纪30年代初在青岛，一是40年代在冀中，再一个是50年代以后在京津两地。
1930年8月我父亲王林考入新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，时21岁。次年4月，青岛大学党支部成立，父亲任支部书记。1932年春，党支部发动进步同学成立了海鸥剧社，演出了《工厂夜景》《月亮上升》等话剧。当时崔嵬因山东实验剧院停办而失学，住在青岛姑母家，常到青大打篮球，有时也旁听中文课。因听说他是实验剧院的学生，父亲就拉他参加了海鸥剧社。
1937年我父亲来到冀中，组建了火线剧社，并任社长，后离开剧社，到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任副主任。而崔嵬于1938年到延安，后来到晋察冀边区。虽然分隔两地，但我父亲仍关注着崔嵬的动态。他在1939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：晚间演戏，我仔细想来，崔嵬的《游击队》虽然是“碎凑”，有思想的人看来不值一笑，然而却有其能吸引群众的优点。白胡子老头和疯子叫人看来好似临时凑的，然而却能活跃舞台空气，这是崔嵬的舞台技术和聪明。
1942年11月，崔嵬任整编后的火线月带着剧社回到冀中，这样他们又重逢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我未来的母亲刘燕瑾正在火线剧社，我父亲为了追求我母亲，经常来往于剧社，崔嵬也起了促成的作用。当然，除了“找对象”，他们也进行艺术交流。
8月24日，我父亲和母亲举行了婚礼。参加婚礼的除了金城、郭维、梁斌等人，自然少不了崔嵬。大概都是文人吧，“结婚闹房闹得不算太凶”，而且“五里铺有枪声”。
10月15日在火线剧社举行的冀中文协成立大会上，父亲当选为主任，崔嵬当选为副主任，又走到了一起。
1946年8月，火线剧社在一次演出前，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警卫员在舞台上来回走动，非但不听剧社工作人员劝阻，还态度蛮横，引发双方冲突。演员赵森林一时冲动骂道：“打他个狗腿子！”导致双方动手。当时崔嵬在场，觉得他们太不像话，没有及时制止，反而说道：“有什么了不起，狗仗人势！”林铁那天没来，而他的夫人弓桐轩就坐在台下，觉得扫了面子，要求处理。数天后，崔嵬到村边地里被林铁的警卫员打了一顿。
这件事引起剧社广大演员的不满，甚至想要罢演，再一次和林铁的警卫人员发生冲突，从此结下“梁子”。区党委要处分崔嵬，还要开除党籍，甚至还关过一段时间。副社长傅铎偷偷去看过他，还带着人去请愿。戏剧队长郭维正准备奉调到群众剧社当社长，还没走，他向区党委反映，崔嵬可是个“名人”，在社会上影响很大，处理他要慎重。但最后还是给了崔嵬一个警告处分。
以上的述说，是数十年后火线剧社的老人陆续跟我讲的，他们包括郭维、王德厚、傅铎、宋珍以及我的父母。
当然，区党委处分崔嵬有其表面的原因，据说是生活特殊化，比如养了一只大狼狗，还有一匹马，像他这个级别是不应该配备马匹的。这也是在那些“老火线”中传说的。我想，既然是冀中区党委的正式决议，一定会有档案，但我们无法看到。
之后的结果是可以想到的，崔嵬离开了火线剧社，离开了冀中，又回到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任创作研究室主任。火线的人都说，崔嵬是被排挤走的，这对冀中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以后崔嵬的经历也证明了这点。
后来崔嵬随解放大军南下，进了武汉。再后来他拍了电影《宋景诗》《老兵新传》《红旗谱》，还导演了《青春之歌》，一下子成了“著名”人士。而我父亲的《腹地》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被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1959年还戴上了“右倾”的帽子，两人的处境可想而知。1959年10月18日崔嵬到天津，到处打听王林。我父亲听说后唯恐避之不及。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他们受到各自单位的冲击，批斗、关押，已不可能再见，倒是有北影厂的人找我父亲调查崔嵬的历史情况，前后有十几次之多，当时的词叫“外调”。我父亲是受管制的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一切行动都要经过文联一个叫“红旗”的造反派组织同意，包括外调。外调之后还要向“红旗”报告。
其实这些人调查崔嵬的真实目的是调查的历史情况。我父亲察觉到这一点，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的材料。事后证明这不仅保护了自己，也保护了崔嵬。
到了“文革”中期，他们先后从干校出来，虽还没有“解放”，但行动自由多了，这时他们互相看望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。
1970年5月，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来，准备参军去昆明。临行前父亲说，崔嵬叔叔从干校回来了，你应该去看看。这样，父亲带我去了崔嵬家。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崔嵬叔叔。
我父亲在1978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:下午到北京医院看崔嵬同志，内科主任张说是肝癌，而且是急性的。听到这消息，心里像掉一块肉似的难过！
他在1979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:大刘方才给何延同志通话，才知道崔嵬同志昨日上午十一时与世长辞！我和大刘在上月三十一日下午看他时，他还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。那时他瞪着两大眼睛还能认出我们。
他1979年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:《忆崔嵬同志二三事》誊清寄给《光明日报》文艺组。重读发稿时，不觉热泪涌下。
在《忆崔嵬同志二三事》中是这样记述的：“在他与世长辞的前七天，我到医院里看他，他已经在半昏迷状态中，仍然约我合作反映冀中军民粉碎日寇五一大扫荡的电影。我回到住处，流着眼泪在日记里写下这一行字：老崔真是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呀！”